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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认为，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

　　新快报记者 刘子瑜 都力维 发自云南

　　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

　　其后，李昌奎在四川投案自首。这次不被死者家属认可的自首，最终成为他的“免死金牌”。

　　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但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此案后，改判李昌奎死缓。

　　理由正是其有自首情节。

　　该判决最终引发一场轰动全国的舆论风暴，并被称为“赛家鑫”案（赛过药家鑫）。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因此被推向风口浪尖。

　　在该案中，两次判决的最大差异在于，一审法院认为，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二审法院则认定了自首情节，并将此作为改判死缓的重要依据。

　　这种“自首”，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的自首？“自首”能否成为“免死金牌”？

　　昨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接受了新快报记者的采访。

　　他的说法是：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

　　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是对法律的玷污

　　截至记者发稿，一网站民意投票显示，97.61%的网民要求判处李昌奎死刑，1.39%的网民支持云南省高院判处死缓，1%的网友认为不好说。

　　舆论压力很快将云南省高院压得喘不过气来。“死刑”似乎成为息事宁人的唯一手段。

　　但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还是表了态：“这个国家需要冷静，这个民族需要冷静，这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社会，但这样的情绪对于国家法律而言，应冷静。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

　　田成有说，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确实很大，但“改判或者不改判，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能因为大家愤怒，就随意杀一个人，法院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民众、媒体、学界。但最终，审判还是要以国家的法律为基准”。

　　“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

　　死刑是时候改变了

　　“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这是田成有对该案的认知。“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田成有说，之所以采取死缓，也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有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为什么最高法近年来一直提出“少杀”、“慎杀”，就是要给予人性和人权。“我们不能再冷漠了，不能像曾经那样，草率判处死刑，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田成有这样说。

　　他认为，减少死刑已经成了大趋势，现阶段我们不能再用酷刑，这是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方法。

　　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在谈及舆论压力时，田成有也说自己非常为难。作为一名执法者，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他说：“说真心话，我不是为李昌奎个人说情，李昌奎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作为一个执法者就案件本身而谈，判决也不是经过一个人出来的，是经过27名高院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而来的。”

　　他同时强调，理解网民对判决提出的异议，但这都是观念的问题，是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与现代司法理念、国家刑事政策的差异，这些都是可以公开来探讨。

　　专家观点

　　该案应强调“不能从轻”的一面

　　宣东，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1999-2003年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庭法官。

　　宣东认为，改判死缓不太恰当。法律规定，投案自首不是一定要从轻处理，投案自首只是个从轻理由。需要注意的是，是“可以从轻”，不是“应当从轻”。这需要看犯罪情节，如果案件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恶劣，民愤极大，那么，就不能机械地从轻。

　　他认为，该案是有预谋、有准备的犯罪，不像药家鑫案件那样，是突发交通事件引起的杀人行为，这中间还有一念之差的问题。“李昌奎这个案件，我们要强调不从轻的一面”。

　　还是要暂时保留死刑

　　杨学林，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案辩护律师。

　　杨学林认为，法院减少死刑判决的理念是对的。但是选择这个个案作为典型案例不大恰当。

　　该案据说是有感情纠纷在里面，但是，涉及一个与凶手没有直接关系的小孩，所以归为“家庭邻里纠纷”进而减轻判决，不大妥当。

　　由该案再次引发了有关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议，杨学林认为，在目前死刑没取消的情况下，要尽量减少死刑，死刑要暂时保留、逐步减少、将来废除。

　　他主张逐步分案件类别废除。“但是现在需要减的没有减，一个原因就是，全国各地高院在减少死刑的把控上，标准不一样”。

　　他认为，死刑肯定要废除。但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暂时还是要保留死刑。

读后感

        我认为：国家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甚至将来废除死刑没有错，是司法文明进步的标志。关键是在同一时期同时对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执行统一的刑事法律和政策，注意法律的普遍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不可以对“赛家鑫”“特殊”照顾。社会转型期，法官和法院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的位置都异常重要，稍有偏差或不当都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影响他们是否相信法律，乃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他们容不下法官的失误或腐败，他们要找机会宣泄。受害的不一定仅是法官和法院，很可能连累社会的和谐和执政党的利益。执法和司法要比立法重要得多。及时修改不合事宜的“恶法”条款，避免法官失误和腐败又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既要每一起案件罚当其罪，更要案与案处罚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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